繼3月7日成功舉辦“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中國式治理”視頻會議和3月17日成功舉辦“公共衛生系統與突發流行病(COVID-19)”視頻會議之后，清華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于4月11日舉辦了第三次公共衛生事件和全球治理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的題目為“疫情沖擊下的世界與中國”，圍繞在疫情環境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議題展開討論。來自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復旦大學、上海大學、云南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語言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十位嘉賓在研討會上發言。

研討會由清華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趙可金教授主持。他指出，疫情已經對整個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沖擊，疫情爆發所引發的次生災害超出預期，表現為“疫情沖擊”：經濟衰退、社會停擺、治理赤字等眾多問題，對整個世界經濟、社會甚至對于安全和戰略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響。疫情爆發之后，世界可能發生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原因，是值得研究討論的問題。他提出了四個問題供本次會議圍繞討論：如何解釋疫情沖擊對國際體系可能的影響；如何解釋疫情沖擊對國際秩序可能的影響；如何解釋疫情沖擊對國際關系可能的影響；以及中國外交在這場疫情之后會發生何種變化。趙可金教授同時指出，此次論壇的目的是集思廣益，收集經驗，提出未來的中國方案。他同時代表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對各位參會來賓表示感謝。

在發言與討論環節，各位嘉賓分別就議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關于美國與中美關系的討論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倪鋒所長認為，美國當今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政治三個方面，如股市的四次熔斷、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排外意識的上升、消費受到交往距離的影響被抑制、兩黨之爭進一步被燃爆等問題在美國出現等。此次疫情對美國的影響堪比“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疊加，增加美國政治和戰略的不確定性。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朱峰教授同樣認為這次疫情對美國的沖擊非常大，美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層面對此次疫情措手不及。他認為，疫情對全球的沖擊本來應該給中美關系提供一個改善、合作的機會，但從具體的政策層面來看，中美關系內在的緊張局勢在越扭越緊，中國應在力所能及對外進行疫情援助，對是非和事實有正確的判斷，創造受人信任和尊重的中國形象，可以使疫情成為一個制約美國的重要機會。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達巍教授認為，這次疫情對以WHO為代表的國際衛生治理機制造成了一個重大的沖擊，進一步弱化現有的國際治理機制和現有的國際制度，導致中美合作的平臺進一步減少，從而對中美關系造成了進一步傷害。如果這個趨勢延續到明年，中美關系進入新冷戰的狀態將成為定局。這次疫情對美國大選造成了比較大的不確定性，且影響了美國國家安全議程討論。中國若能抓住機遇，可以促成關系調整。

關于疫情對拉美地區的沖擊，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江時學教授認為，戰疫成效與綜合國力、政府的治理能力、醫療部門的應對策略以及足夠的醫療資源、一個民眾的配合與支持這四個因素。拉美地區擁有6.4億人口，發展水平不高，綜合國力不強，政府的治理能力弱，醫療資源欠缺，民眾的反叛心理強，前景不容樂觀。江時學判斷，在疫情結束之后，全球化還會繼續推進，在當前的世界體系，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不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關于疫情對俄羅斯和中亞地區沖擊，清華大學俄羅斯研究院副院長吳大輝教授認為，俄羅斯認為這次疫情爆發對于緩和與歐美國家的關系是一個機會，提出了所謂的醫療援助外交。中俄間通過疫情合作和摩擦發現了很多問題，更多的是俄羅斯地方政府保護主義，他們沒有從中俄戰略協作的高度來考慮兩國間如何聯防聯控。吳大輝認為，要重視對中亞國家的公共衛生援助，這些國家醫療能力較弱，美國、歐洲和俄羅斯等大國自顧不暇，迫切需要中國支持，中國可以借助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加強對中亞地區的救助。

關于疫情對歐洲地區的沖擊，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中東歐研究室劉作奎主任和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劉作奎提出，到目前為止最嚴重的疫情是在歐洲，尤其是西歐，中東歐的情況不溫不火，但是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他認為，疫情讓歐洲陷入經濟衰退，加速了歐洲政治的民粹化，導致歐洲的團結空心化，在國際體系質變中地位又被進一步弱化。丁純教授指出，今年是中歐建交45周年，中歐關系現在處在這個一個十字路口，在整個中美歐三角關系當中，中國從大三角的角度考慮要拉住歐洲，堅持合作大于競爭，共識大于分歧。

關于疫情對中東地區和阿拉伯國家的沖擊，北京語言大學中東學院院長羅林教授認為，疫情對阿拉伯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阿拉伯國家人口比較密集，貧困人口較多，疫情加劇了貧富的兩極分化，基本經濟已經停擺。伊斯蘭宗教生活的聚禮、朝覲、齋月等等都因為疫情停止，是很關鍵的問題。對于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而言，適宜增信，增加援助非常重要。他建議應該利用好社交媒體，加強軟外宣，爭取民心。

關于疫情對非洲國家的沖擊，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院長劉鴻武教授認為，非洲由于與世界經濟聯系有限，內部基礎設施不太發達，且處在熱帶大陸，是在全球疫情當中是最后一波遭受沖擊的。中國在非洲的抗疫當中的角色比較微妙，中國應該擔當幫助非洲渡過疫情的大義，把中國比較好的經驗和非洲的需求對接起來，中非合作幫助非洲抗疫方面，可能走在和美國、和歐洲合作的前列。他分享了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外籍教師在非洲媒體發表文章闡述中國方案的經驗，得到與會學者的高度評價。

關于疫情對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沖擊，云南大學副校長、研究員李晨陽認為，東盟整個成員國新冠肺炎的疫情主要集中在海島地區，防疫的特點是各自為政，很少有配合。新冠肺炎在中國爆發后，東盟給予中國較大的支持，在東南亞擴散后，中國也給予了東盟較大的支持。同時，印度的情況令人擔憂，盡管印度采取了嚴格的封國和封城決定，但印度的貧民窟缺乏醫療保障能力，公共衛生體系不健全，擁有龐大人口規模的印度可能是下一輪疫情爆發的危險之地。因此，李晨陽教授建議應該加強中國與東盟、南盟的合作和對話，提前做好預案，防止東盟和南盟對華產生反感以及對中國的攻擊。

關于疫情對東亞地區的沖擊，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劉江永教授表示，由于近期東京奧運延期舉行，日本可以比較集中來做防疫，檢測有所加強。中日之間對中國較為缺乏信任，到現在也沒有中日之間的視頻會議。全球的可持續安全，特別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可持續安全會成為一個新的世界主題。然而，日本和韓國在應對疫情的治理思路不同，韓國借鑒中國經驗比較多，疫情控制效果明顯，日本隱藏的危險比較大。

關于疫情對整個世界政治經濟的總體影響，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兼國際政治經濟學系主任王正毅教授總結道，全球這次新冠病毒疫情面前沒有贏家，是整個人類面對的全球性的挑戰。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十分深刻，有可能切斷全球生產鏈和價值鏈，而中國是全球生產鏈的核心，是最大的貿易國，但生產鏈、價值鏈現在已經變動，生產鏈外移或斷掉是對中國最大的挑戰。此外，王正毅強調推動抗疫合作不僅要加強利益合作，更要重視價值合作，要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國家間的共同價值驅動全球范圍內的抗疫合作。

隨后，與會學者還對多次提到的美國大選、“一帶一路”的角色、沙特和俄羅斯的能源爭端、疫情外宣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曾勁松秘書長代表研究院對各位學者表示感謝。

趙可金教授對討論的內容加以總結：（一）要精準研判“疫情沖擊”及其本質。病毒是人類公害，疫情沖擊了整個世界。但是，疫情對各國的沖擊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疫情對美國的沖擊集中體現在其全球領導能力上，是一場全球領導力的大考。對中國而言，疫情主要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對其他地區也有著不同的內涵，但歸結起來，疫情沖擊的本質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二）要正確把握“疫情沖擊”的內涵。疫情沖擊在本質上不是醫療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疫情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疫情造成的次生災害，比如經濟大衰退、權力大擴張、社會大動蕩，甚至導致社會信任危機、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泛濫，總體上疫情沖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三）要不斷創新治理思路。當前應該重點考慮的是要力爭促成世界反病毒統一戰線，力避世界反華統一戰線，要在既有國際治理框架內，深化國際合作，不斷匯聚價值，匯聚利益，匯聚智慧，匯聚力量，形成治理疫情的龐大能量。整個會議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后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