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紙作底，首頁全裱穿于卷首，自次頁起，鱗次向左裱貼于底卷上，逐葉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一卷，有龍游于書中之感-這是“龍鱗裝”，亦稱“旋風裝”，是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幀形式。

整體閱讀時，翻開時密密麻麻的文字宛如覆蓋鱗片的真龍在悠哉游動。這種神奇的卷軸形式，始自唐代中葉，后千年幾近失傳。而在歷代流傳下來的古籍書冊中，以“龍鱗裝”形式裝幀的實體書冊，只剩一部目前被珍藏在故宮博物院的《刊謬補缺切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刊謬補缺切韻》

“龍鱗裝”也是古典文獻學2023級博士研究生杜怡然曾在本科階段《古典文獻學基礎》課程上選擇嘗試的古書形制-縫縫補補，逐頁張貼，耗費了一個半月的時間，終成就這一本“新制古書”。

“用繁體字抄20頁以上的古籍，再選擇合適的卷軸，將首頁全部粘于卷軸近右端，其余鱗次相錯粘在底紙上，每頁約隔1cm；從首向尾卷起用褾頭處絲帶捆扎，內系書簽標明書名卷數。如果耐不住性子，是做不下去的。”

讓大家在課上仿制古籍，來增加對古籍的好感，進而喜愛與珍視古籍-這是《古典文獻學基礎》主講教師漆永祥的堅持。除了對古籍裝幀的講解和對古書形制的教學，在這門課上，同學們在教室中了解《四庫全書》等重要古代典籍的編纂過程，也集體前往國家典籍博物館親眼目睹古籍的原貌，還在北大圖書館古籍部，親手捧起一部古書，感受歷史的紋路和重量。

這種體驗，不僅是對“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實踐，又是去尋訪“紙上得來”中“紙”的源流。“好像破案的過程”“晴暖，樹皆綠葉生矣”，在北京城陷入動蕩、炸彈橫飛的某天，生活在百年前的葉赫那拉-那晉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句話，并摘下一片樹葉夾在日記里。這本手稿本日記現藏于北京大學古籍圖書館。余留的淡淡墨香仍在訴說 “古籍”的生平，記錄著清末民國時局的沉浮與動蕩。

《那晉日記》中的樹葉

百年之后，這片樹葉早已不復當年蒼翠。如今的人們或許很難揣度，這抹綠意，究竟是對兵荒馬亂中“城春草木深”的嗟嘆，還是一瞬間被綻放的生命所感染。跨越百年時光，帶著一份古樸而來的這片樹葉，吸引著古典文獻學2022級博士研究生吳雪菡：“整理他的日記，透過那晉的眼睛，我們可以‘魂穿’到那個時代，體會他的人生。”

在館中與古籍相伴整日，對于古典文獻學人來說，是一種反復經歷的日常。然而，作為一種人文世界中的“冷門絕學”，古典文獻學又究竟涵涉著什么，意味著什么？

訓詁學、版本學、金石學、校勘、輯佚、辨偽-一個個學科概念的背后，蘊藏著古典文獻學人的學術生活。而學人們求索其間的所學所行，恰是我們一瞥“古典文獻學”最好的視角。

古典文獻學2020級博士生張鴻鳴說，訓詁是研究古漢語詞義的學科，包括對古籍中語法和修辭現象的研究，這有助于我們閱讀古典文獻，但訓詁并不止于對字詞含義的理解，也并非單純的校勘考證，而是對文獻成系統地解釋。比如，清代的柯劭忞在注《穀梁傳》時，就并未僅僅追求符合經典的原意，而是同時留下了關于晚清政局、時勢的不計其數的隱喻。

在這種飽含濃烈目的性的解釋背后，潛藏的是注釋者對經典文本的所思所想。因此，若要更加充分地理解柯劭忞在《春秋穀梁傳注》中留下的信息，就需要學人們通過史料的搜集與對比，在字面表意的背后，把柯劭忞對于時局的關切，以及其他關于經典闡釋的更深層的見解，逐個挖掘出來。正如張鴻鳴所言：“不僅要闡明文獻的字面意思，更要分清層次，發現傳統注疏共識背后的東西。讀書得間，知人論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春秋穀梁傳注》的點校底稿

“古典文獻學人的學術研究過程，很多時候都好像破案的過程”，而在“破案”的道路上，也有著不同的方法。與訓詁學不同，版本學研究的主要是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產生的不同版本流變，和不同時代古籍的版本特征。通過對各類蛛絲馬跡的分析，從而鑒別版本的真偽及優劣，并基于對其間差異和特點的探究，嘗試找出版本流傳過程所埋藏的更多秘密。

“首先發現種種矛盾的‘疑點’，接著從文字避諱、版式、人物生卒年月以及其他碑文、書目等各方面收集線索。正是基于對大量信息的綜合分析，才得以揭示出隱藏在古籍背后的‘真實’，也才能為先前既有的認識或作出修正，或進行補充，從而給出更為周延的解釋。”置身于這樣一個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現實中抽絲剝繭而力求真知的過程，杜怡然時常感受到一種“冒險的樂趣”，這也正如杜怡然自己所說：“最具挑戰性的地方，在于對既有認知的辨析，和對思維定勢的突破。”

白底黑墨的文字背后，是古人躍然紙上的鮮活人生旅程。通過重現古人著述，研究古人闡經釋典中的思考，感受古人遭遇困境時的手足無措與尋到出路、柳暗花明時的喜悅，古典文獻學的學人們，得以重建古今世界的絲縷牽連。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代研究包括考古、金石、器物、文獻、建筑等諸多內容，而在“古代文獻”研究之下，古代典籍研究又涵蓋“經”“史””子”“集”四部類。然而，古人的世界并非孤懸于虛無，它不僅本身完整鮮活，更與現下的我們生活所在的這個世界發生著血肉聯系。

“學習古典文獻學的福利，大概是可以隨時隨地與古人交流”，吳雪菡說。今天的我們可能會因貪玩而沒有認真復習考試，而在清朝，同樣有考生在科舉前夜，與友人暢玩《紅樓夢》采選格-清代的“大富翁”，結果考砸了鄉試[注1]。今天我們或許會在高談闊論的講座上感到百無聊賴，而《那晉日記》中的清朝的小官們也曾在朝廷的大型活動只感雙腿酸痛[注2]。而對這些古人生活碎片的探知、擷取與對照，在古典文獻學的求索之路上，不過只是一檔“余興節目”。

 《紅樓夢》采選格

古人生活的“十二時辰”，茶余飯后的隱微心事，或許會隨著時間的風塵，被歷史一并翻過頁去，不易為后人所知。然而，對古文獻中細節的探知，為我們提供了重新揭開了這層面紗的鑰匙。

更重要的體悟則在于，雖古今時代不同、環境迥異，但人們總會面臨相似的問題、陷于類同的困境。

阮元有詩曰：“山齋竹樹起秋陰，多少銘文寫吉金。說與時人渾不解，四千年上古人心。”清代的阮元可以從當時的出土文獻中一睹遙遠古人的心事，而通過阮元的《揅經室集》，吳雪菡同樣也在嘗試著走進他的心境。

1833年，清代著名學者阮元接連失去愛妻和長子，悲痛之下寫作《悲長子常生》一詩，“骨肉歸鄉土，命也不克長”，哀婉而動人。然而，這首詩只在《揅經室集》的早期版本中得到了保存，通行本里卻無覓蹤跡，只留下了“是年有兩期喪，無韻語”小注一行。吳雪菡覺得，《悲長子常生》這首詩之所以在通行本中被刪去，可能是基于阮元各種各樣的考慮，其中，有可能是阮元認為此詩中一剎的真情流露不符合自己素日平和的形象，便將其在后續的集中刪去了。

 阮元《悲長子常生》

“不過，也正是因為我們基于古典文獻學方法，對阮元的詩作、詩集進行了探究，我們才能從這‘一有一無’的細節對比中，瞥見不同于嚴謹學者、沉穩政客的‘另一個’阮元-一個也會因情深意重而悲痛至極的阮元，為我們打開了了解阮元的新視角，也讓阮元其人在今人心中的形象更加鮮明而豐滿。”

宋人何夢桂雖曾考取探花，一時名聲赫赫，但如今卻只是埋沒在故紙堆中，湮沒無聞。他的聲名在歷史書卷中的埋沒，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他的文集版片很早就毀于火災。所幸到了明清時期，他的后嗣留心于其詩作，進行了一些修補。也正因此，杜怡然在調查宋代文獻時，偶然翻閱到了何夢桂的詩作。

“仿佛一位千年前的知己，千年時光荏苒，而過后只有你最解其意”，讀到何夢桂的詩篇時，杜怡然頓時心生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千年后仍然能被記起、能被全然不識甚至年代不同的陌生之人認同，他是否也會感到欣慰？而當我們在如今的生活中遇到問題，偶見知己‘穿越千年而來’，又是否會有別樣的觸動和豁達？”談起作為古典文獻學人的感悟，杜怡然用堅定的眼神說：“我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正因古典文獻學研究而產生了聯系-我們的生活，通過古籍連接在了一起。”

“我們面對的就是這種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內容，可能被時光封塵，但從未消逝。”古典文獻學就是這樣一把鑰匙，吸引著人們去打開穿越古今世界的時空之門，使我們一窺古人在智識之外與我們同樣生活化、情感化的一面，得以理解歷史語境中具體而真實的他們。

古典文獻學始終是關于人的學問。在探訪尋幽的過程中，我們或許會漸漸發現，如今之煩惱，古人一應俱全。當我們深入前人的世界，去理解他們的困境、辦法和出路，去感受前人鮮活的情感、思想與生命時，在辨偽之間，在隱微之處，既會發掘出人格與理想的光芒，也是在更好地認識自己。

“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

科幻小說《三體》中，人類發現唯一能把信息保存一億年左右的方法是“把字刻在石頭上”。中國古典文獻學旗下的金石學就是一門研究文字銘刻的學問-上啟商周時代的甲骨刻辭和銅器銘文，下至戰國、秦、漢以來的印章、封泥、簡牘、帛書、盟書、石刻、貨幣、陶器、漆木器，文字銘刻貫穿文明，無聲的記錄著華夏大地上的傳奇眾生。

南宋地方刻立石經的現象，曾激起吳雪菡極大的興趣。當時，學界對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的具體情況仍未廓清，對知識的渴求激勵著新學人們身體力行，刻苦挖掘石刻背后埋藏的那段往事。通過不懈的史料調查、實地走訪，吳雪菡最終與父親一同驅車1000多公里，在陽新縣找到了這塊碑文的原跡。

陽新縣博物館藏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

“清朝時，大家都說這塊碑已經不存于世了，但當你看見這塊碑真真正正的就在你面前完整的矗立著，內心的激動與感受難以言表。”談及當時的情境，她依舊感觸萬分。當天，吳雪菡一抵達碑刻所在之處，便掏出紙筆，趴在陽新縣博物館的石碑前抄錄碑文。40度的高溫下，伴著躁動的蟬鳴，她的筆尖在紙上刷刷劃過，從早到晚，她生怕浪費一點時間，全然不覺夏日的悶熱難耐。當得知吳雪菡此行目的時，懷有身孕的副館長黃芳女士特意從家中匆匆趕來，與館長石教明先生一道，為她從庫房調出清晰拓片，方便她抄錄碑文，這份因古籍而起的情感聯結使吳雪菡至今心存感動。

漫長的“尋碑”之旅結束后，她通過校勘研究發現，高宗御書《孝經》石刻來自唐玄宗本《孝經》，是研究《孝經》文本演變不可或缺的一環；新發現的秦檜跋也啟示著應當改變“南宋太學石經”中沒有《孝經》的傳統認知，高宗御書《孝經》石刻當入“南宋太學石經”之列。她將此次發現寫成《南宋高宗御書〈孝經〉刻石考論》一文，發表在文獻學最重要的刊物《文獻》上，并將作品印本寄與石教明先生和黃芳女士，表達對他們在自己求真之途中傾力相助的由衷感謝。

紙質典籍的保存十分困難，隋代牛弘曾提出“五厄”去描述導致大量書籍亡佚殘缺的劫難。但浩瀚歷史中，總會有仁人志士將典籍的信仰鐫刻于恒久之“石”。這些飽經風霜的文字走過數百年的時光，終能以質樸的容顏重見天日，將悠遠的歌詠、不變的箴言，傳達給后世之人。

“研究這些古人所留的遺跡，我以此重新品味他們的生活，自己精神世界也隨之豐盈。”吳雪菡說道。

 吳雪菡實地考察研究

曾經，為了比對、研究文獻而去搜尋一條史料或找到一條自己想要的信息，很多古典文獻學的學者往往需要耗費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去翻閱書籍，或是長途跋涉前往偏遠之地尋找資料。繁復的體力勞動極大地考驗著文獻研究者做基本功的耐性與毅力，“常在于險遠”成為了他們找尋“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時的“無奈之嘆”。

現如今，信息工具的飛速迭代大大減輕了古典文獻學人“抄卡片”的壓力-數字化技術層出不窮，“古籍智能整理平臺”“中華經典古籍庫”“全國古籍普查基本數據庫”能輕松實現文本OCR識別、自動標點、目錄翻檢及大量古籍的全文檢索等工作。北京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也在積極探索古籍數字化的新方向，目前已開發的“吾與點智能標注平臺”“識典古籍閱讀與整理平臺”等平臺，極大解放了文獻學研究者的雙手，讓他們能以更充沛的精力，遨游于熔今鑄古的典籍之海中。

“數字化時代給古典文獻學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工具的輔助下，版本考證和經典真正疑難之處的探尋，還會暴露出更多的難點、疑點，而這將考驗研究者的真正功力。”張鴻鳴在分享經驗時直言，技術進步讓真正的挑戰水落石出，文獻數字化的工具變革，帶來的是“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的又一輪噴薄而出。如何更好地進行文獻研究，是新學人亟待回答的時代命題。

“雖僅有螢火之光，但也愿盡綿薄之力！”

《全宋詩》全書共72冊，近4000萬字，收錄詩人8900有余，這一鴻篇巨制的編纂工作開始于1984年。那一年，北京大學在古文獻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古文獻研究所，開始籌劃編纂大型斷代總集《全宋詩》。

1986年，中文系1982級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生王嵐和同班的八位同學一起考入宋詩整理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班。剛剛本科畢業的他們，立即參與到了編纂《全宋詩》的工作中來。然而，北大中文系歷史上，這個研究生班僅此一屆。

《全宋詩》書影

大量的詩人詩集與無集詩人的零散詩集需要組織專門的力量進行搜集整理，年輕的王嵐、許紅霞和她們的同學就此開始了漫長的編纂的工作。“這一干就是12年，從23歲到35歲，正是人生的大好時光。”許紅霞感慨道。“從21歲的研究生變成33歲青年教師，可以說，我和其他同學一樣，都無怨無悔地將最好的青春歲月貢獻給了它。”王嵐說。[注3]

《全宋詩》的編纂工作最初由傅璇琮、孫欽善、倪其心、陳新、許逸民五位先生主持。如今，五位主編中傅璇琮、倪其心、陳新三位先生已經仙逝，但他們專業的治學方法和嚴謹的工作態度，在參與編纂工作的后輩學人們心中留下了孜孜篤行的影跡。

《全宋詩》堪稱皇皇巨著。對這一巨著的編纂，涉及數以萬計的作品，還要歷經普查、錄出、校勘、考訂、寫傳、編次等多道繁難的程序，每一處的疏忽都隨時可能造成錯失。雖然，《全宋詩》的全部72冊，終于在十余年后的1998年如數出版，但精益求精是古典文獻學人的風骨。在學人的不斷研究下，《全宋詩》中的一些錯漏之失逐漸被發現。于是，補正的工作也鋪展開來。2003年，由孫欽善先生牽頭，王嵐等人啟動了《全宋詩》的補正工作-他們力求涓滴不遺，一做就是二十年。直至今日，這項工作仍在持續。

泛黃的書頁，密密麻麻的小字，是誰翻遍經籍，指尖留下墨香？從青春歲月到年近花甲兩鬢斑白，他們最好的時光，都與《全宋詩》緊緊聯系在一起。

從去年開始參與到項目中的杜怡然，如今已是中文系2023級博士研究生。回想起《全宋詩》及其補正工作的漫漫歷程，她不禁感慨，沿著不同的歷史坐標，老中青三代學人匯聚于此，見證的是千秋一脈的薪火相傳，肩負的是文脈延綿與學術傳承的使命。

2023級博士生杜怡然作為研究生代表分享入學感言

今年過世的南京圖書館的版本目錄學專家沈燮元先生，勤學的精神至今激勵著后學，他百歲高齡仍每天堅持往返圖書館，數十年如一日整理著清代藏書家黃丕烈的題跋，與黃丕烈已然是“至交”。“若能與其相見，他們或許也會‘蕘翁列酒招同飲，笑問別來第幾春’吧。”提及古典文獻學人的“執著”品格，吳雪菡認為：“執著”在任何時代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可若沒有“執著”，那“理想”便也了無意義。

“一生做好一件事，就已非常不易。如果守著故紙堆，又艷羨黃金屋，可能會一事無成。”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師長們時常這樣告誡學生。或許，就是這種關于理想的精神，支撐著一代一代的古典文獻學人，將外人眼中的“冷門絕學”化作漫漫書海的璀璨銀河，在文字與紙頁之間，用盡一生、窮盡所學，去探測從未被發現的那顆耀眼的恒星。

“我雖僅有螢火之光，但也愿盡綿薄之力！”

有時，社會就是需要一些“天真”“執拗”的人。

注1 “與厔廬、騷廬、古封擲《太虛幻境圖》，就枕時已曉色破窗矣。”（《了盦日記》）

注2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今上登極-至天安門外金水橋頭跪聽宣詔，先宣清文，后宣漢文，約跪有一點鐘，人多呼膝痛者。”（《那晉日記》）

注3 來源于北大青年：《十年埋首“故紙堆”-記北大師生參編〈全宋詩〉》